当今世界变局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美两个全球性大国之间关系的调整。曾几何时，中美经贸关系一直以合作双赢为主基调，发挥着两国关系“压舱石”的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彼此战略矛盾的加剧，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基础似乎也在削弱，呈现出关键领域脱钩、相互依存度下降等趋势，人们的预期也在改变。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它对全球供应链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后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处理中美经贸关系？9月中旬，本刊邀请几位中青年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希望有关解读能够帮助大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知。以下是第一部分：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比较新冠疫情前后的中美经贸关系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金融关系，中美两国的脱钩趋势都在扩大。数年前学界和舆论作出的“中美不会脱钩”判断，现在看来显得过于乐观了。
仅就贸易而言，尽管疫情肆虐、中美总体关系不断恶化，2022年两国贸易额仍然连续第二年扭转了因2018年“贸易战”而出现的下滑趋势，创下759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海关统计）。究其原因，是疫情背景下，只有中国在开足马力生产，来自美国的订单大量涌入。但是，进入2023年，中美贸易并没有随疫情结束和中国经济复苏而步入更快恢复轨道，反而再现负增长。2023年前五个月，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5.5%，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8.5%，而同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增长了4.7%。所以，中美贸易在两国对外贸易当中的比重也是大幅下降的。此前，中国在美国对外贸易额当中的占比已在逐年减少，从2017年的21%、2018年的15.6%下降到2022年的13%。这意味着双方对对方的重要性都在下降。
20世纪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加拿大、墨西哥一度成为美国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崛起，先后超过墨西哥和加拿大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202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历史最高点，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却继续下降，降至其第三大贸易伙伴，位次低于墨西哥、加拿大。这一趋势值得高度关注，不能单看中美贸易的绝对量，还要看中国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化。
而就具体贸易物项而言，中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继续萎缩。2022年美国自中国大陆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同比减少0.4%，美国对中国大陆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同比减少2.4%，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两国科技加速脱钩的趋势。再具体看相关产品类别，除生物技术产品贸易相对稳定外，中国出口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无论是数额还是在美方进口结构中所占比重都继续下降，尤其是光电和信息通讯（ICT）产品，降幅最大。2016年中国光电产品对美出口总额一度达到56亿美元，而到2022年下降了67.6%，所占美方进口总额比重也从22.39%下降至6.35%。ICT产业是目前中美脱钩趋势最明显的产业。
2023年8月27日晚，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穿绿衣者）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在机场受到中国商务部官员迎接。
周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详细分析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的贸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自美进口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多于上升。在我国海关编码99大类产品里，降得最快的是第12章（含油籽仁和果实）产品，大豆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类别产品。2022年1月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在中国进口的所有大豆中所占份额是64.6%，而2023年7月只占2.3%。再就是第20章（蔬菜水果），美国产品在我国市场所占份额降了近一半。自美汽车及零部件进口降幅也很明显，这里有我国汽车产品及出口激增的背景。当然，中国自美进口也有增长的商品，主要是第1章（活动物和动物产品）和第30章（药品），美国产品在中国进口市场所占份额分别从2022年1月的约4.1%和11.3%扩大到2023年7月的15.0%和15.7%。
中国对美出口则是另外一幅图景。我国对美出口产品的分布非常广泛，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性仍很强，但也有不少产品对美出口降幅明显，主要有三大类：第36章（炸药、烟火、易燃材料制品等），对美出口在相关产品总出口量中所占比重从2022年1月的53.8%降至2023年7月的12.2%；第46章（稻草编织产品），从27.3%降到21.5%；第66章（伞类、手杖等产品），从27.0%降至10.1%。对美出口仍在增加的产品类别相对较少，主要是玩具、运动用品。
中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两大类产品是第84章（非电气的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和第85章（电气电子产品及其零件），从数据上看，到目前为止双方进出口仍大体保持平衡。
马伟（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跨疫情这几年（2018～2023年）的中美贸易，波动非常大：“贸易战”爆发后，2019年的中美贸易额出现显著下滑，2020年大概是出于对抗疫物资的强烈需求，相互进口又明显增加。2021、2022年，我方兑现“第一阶段协议”承诺，增加自美进口以减少对美顺差，加上中国供应链韧性经受住疫情冲击得以显现，中美贸易额再度激增。但2023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又重新下滑，根据中方统计同比下降了14.5%，美国需求减弱是重要原因之一。
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美方基于贸易霸凌主义强行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至今没有取消，构成对双方正常合作的表面干扰。从2018年至今，美国对华整体关税水平从3%上升到19%，而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只增加了2%～3%。相应的，由于采取了反制措施，中国对美整体关税水平也从8%上升到21%，升幅没有美方大。而同期我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从8%降到6.5%。
周密：在观察和谈论中美经贸关系时，不能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人们对它的预期在改变。过去，人们觉得中美经贸摩擦更多是源于两国经济和市场方面的竞争与矛盾，没有什么不能通过协商谈判加以解决的，因而多为短期现象，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也是其作为“非主流总统”采取的“非主流措施”。然而，拜登政府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衣钵，以更大声势和力度推进对华战略竞争，并且在科技、军事领域采取更加精准、严厉的对华封堵打压措施，把人工智能、视觉识别、通讯电子等高科技领域的更多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进行更严密的监控和限制。这使得大家意识到，中美经贸关系的逐渐疏离只不过是两国战略目标对立、战略矛盾激化在具体领域的具体表现罢了，有可能形成长期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也日益受到意识形态、人权、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冲击，甚至受到不与中国相邻地区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比如乌克兰危机）影响，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市场预期的改变必然带来市场主体行为的改变，企业不再仅根据成本高低来估算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而是不得不考虑即使达到合规要求，正常经营的项目是否也仍存在因政治、安全等领域不可测事件而发生中断的风险。越来越多的两国和其他国家企业主动调整供应链布局，以规避中美关系不断恶化带来的风险。放到更广视域里看，中美乃至全球贸易的逻辑也发生了改变，从原来只注重分工和效率，变成现在既强调分工和效率，又重视安全和防风险，对安全的注重甚至超过对分工和效率的强调。这样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严重地挤压着中美、中外经贸关系中的利益协调和妥协空间。
继今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后，9月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中美省州经贸合作研讨会9月在厦门召开。双方最近也已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接下来会有一些平时重点关注经济问题的美国国会议员访华。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美方政要都在不断重申，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应当承认，双方在经贸问题上还有合作的空间。但是，企业对中美关系信心的流失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认为中美关系在短期内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的可能。中方对美方不仅“听其言”，更在“观其行”。美方一边口头强调“无意脱钩”，一边不断出台行政令、国会立法或部门清单严限双边贸易投资活动，无助于重建有利于两国合作的底层逻辑。
董汀（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结构性的变化背后，是结构性的矛盾。中美两国当前的首要任务不应是与对方进行战略竞争并重构世界格局，而是谋划好、维护住自己的安全与发展，彼此经贸关系的核心矛盾可能已经变成各自日益增长的安全和发展需求与地缘政治、技术迭代等带来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看到，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相互重要性在下跌，存在一系列强行脱钩的举动，但各自又在不断出台刺激经济、创造就业、扶持创新、保护发展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形成一种“倒挂”。
中美之间强行脱钩的举动最集中体现于科技领域，背后的驱动力是新一代颠覆性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现在的网络技术门槛比较低，后发优势明显，而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增长是指数级的，可能是“去后发优势”的，也就是说，一旦一国掌握了先机，就有可能是“一骑绝尘”式地一直领先下去，不给别国留下赶超的可能。美方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就要确保占据新技术的上风，为此挖空心思打压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甚至采取产业政策、政治打压以及非常规手段，不惜牺牲自己的企业和经济利益，纯粹的经济理论和市场逻辑不再起绝对主导作用。但与此同时，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也高度不确定。“脱钩”也好，“去风险”也罢，都是美方应对技术不确定性的手段。风险不确定，所以手段也不固定，不断变化，动态调整。
美方对我们进行科技打压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削弱中国的数字技术竞争力。新一代数字技术，集成电路是“根基”，人工智能是“本源”。过去十几年，美方对中国的科技打压主要集中在“根基”部分，也就是限制与芯片相关的对华硬件出口。接下来，限制措施会逐渐向人工智能的算法等领域聚拢。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潜力的基本评估大概是：中国虽然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已经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基础研究能力尚不足以引领“范式性的”技术突破；中国的人工智能产品发展和创新深度得益于国际合作，凭借惊人的学习能力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在算法测试与改进方面比美国更有优势，但美国仍能凭借自己的基础研发和社会创新能力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占据先机。这一判断恰恰构成了美国把“大刀”砍向中国加强基础科研所需产品和技术的底层逻辑，而“大刀”一旦落下，受损的不仅是基础研究本身，商业创新、研发投资都会受到影响，因为科研作为科技产业价值链的支柱，既是创新的根基，也是可持续研发投入的重要来源。
李巍：中美经贸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直接导致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加快进行。过去两年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在积极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同时，主动推动“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墨西哥、加拿大在美国对外贸易当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回升，就是推动“近岸外包”所产生的效果。今年前七个月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同比增长5%，达2750亿美元，超过了自中国的进口（2390亿美元，同比下降25%）。美国与印度和越南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关系的显著加强，则是推动“友岸外包”的结果。苹果公司这样的超级企业正把供应链大规模地向印度、越南等国转移。中国入世后，用了20年时间崛起为“世界工厂”。今后10至20年，印度、越南、墨西哥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将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值得密切关注。
近些年，美国联合整个西方世界，从技术、市场、融资三个方面，对中国供应链进行全面打压。也就是，切断关键供应链的技术供给，挤压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比如美国在全球封堵华为5G市场，欧盟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发布行政令禁止美国公司为中国一些关键产业提供融资服务，以及打压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企业。如果美西方在这三个方面的打压形成联合态势，将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产生很大压力。
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国维持自身枢纽地位拥有强大优势，并非哪个国家能够轻易取代：一是拥有比越南、印度好得多的基础设施条件；二是业已形成完整、成熟、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谁要想把它全面移出中国或复制到其他国家是很难的；三是有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四是有充足的高技术人才、特别是理工科人才供给和储备。但也要看到，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改变，与西方的关系态势在改变，国内经济形势也在改变，要继续发挥好全球供应链上的枢纽国家作用，还需要持之以恒地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吸引力和包容力。
马伟：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墨加三国协议》签署后，墨西哥和加拿大获益显著，重新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印太经济框架”（IPEF）公布和落地后，印度、东盟与美国的经济互动程度明显提高。从2017至2022年，东盟在美国外贸进口份额当中的比重提高了3.1个百分点，而中国下降了约5%，我国让出份额当中的约60%被东盟所取代，贸易转移和供应链搬迁的速度快于人们预料。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常年发布《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其中一个数据分类是“美国从低收入国家的进口”，中国、东盟等国都在这个类别里。过去美国自中国的进口额在这一类别里长期“一家独大”，占到近2/3，2018年达到66%，然而2022年已经降到51%。富士康公司近年开始实施“中国+”战略，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建“备份工厂”，目的是分散风险，这种“备份”不能等同于“转移”，但彼此也有密切关联，富士康的中国供应商也在为富士康在中国以外建立的工厂生产零配件。现在富士康在中国以外所建工厂所占的产品份额还比较小，但将来会不会随着形势的变化慢慢“吃掉”中国的额度，值得密切关注，而美国显然是乐见其成的。
我们在观察贸易转移时，也要看到中国与第三方国家的中间品贸易正在显著增加，在东盟方向上表现尤其明显。2017年中国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中所占份额只有10.5%，2021年则上升到12.9%，其中低技术制造业中间品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从14.2%上升到20.1%。同期，东盟出口增加值中来自中国的比例也从3%提高到5%，表明很多中国企业为了对冲来自美国的关税和产业政策压力，选择在东南亚投资建厂，形成产能或建立出口前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美方的警觉，美国商务部正在针对中国几家光伏产业公司开展调查，起因是有美国企业状告它们通过东盟国家把自己的产品贴牌出口到美国。
周密：中美经贸关系的变迁已不仅是两国之间如何打交道的问题了，越来越多第三方国家被直接卷进来，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意大利、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慑于美国的压力，被迫选择不同的路径，放缓甚至中断与中国加强互利交融的趋势。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对美国经济安全战略亦步亦趋，最近稍稍有所后撤，但在安全互信垮塌的情况下，其要重建与中国的全面经济合作关系也绝非易事。印度和部分东盟国家虽然拒绝在战略上完全追随美国，但也在不同程度地加强谋划，积极承接因中美关系恶化而发生的贸易转移，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影响力。在经历了中美脱钩带来的震动之后，全球供应链正在主动进行适应性调整，要在成本风险、安全考量、合规需求等要素间重新达成平衡。
正在发生的贸易转移绝非哪个国家单方面推动就能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的做法并不一样。美国主动创造条件，吸引制造业回流或产业链“重新上岸”。中国并不拘泥于传统产业链上的竞争，而是积极推动创新领域的发展，允许一些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境外生产。所以，很多国家都在考虑如何能够顺应这种复杂的环境变化，重新确立自己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位置，就连中亚、非洲、拉美地区一些原来处于经济全球化边缘地带的国家也开始参与到白热化的竞争当中来。
张启迪（高级经济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新冠疫情前后的中美贸易数据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总量变化。2018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贸易伙伴。2023年1～8月美国已变成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贸易伙伴。二是美国从墨西哥进口金额已经超过中国。2023年1～7月，美国从墨西哥货物进口金额为275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从中国进口金额为239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5%。墨西哥是美国“近岸外包”政策最大的受益者。
第三方贸易转移现象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降低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着手将生产环节搬回国内，以解决其产业空心化困境，进行所谓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盟友外包”，供应链战略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和阵营化的趋势。然而其他国家没有能力取代中国生产可以满足美国等西方国家需求的物美价廉的产品，于是发生了第三方贸易转移。
虽然美国、欧洲、日本已经开始进行供应链转移，但目前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已经取得明显进展。新冠疫情后美国出台了大量法案鼓励制造业回流，取得一定效果，制造业建筑工程规模明显上升，但集中在芯片和计算机领域，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后续仍有待观察。从劳动力市场看，美国就业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2018年1月商品生产就业人数占比为13.8%，服务生产就业人数占比为86.2%，目前仍是如此，就业仍主要集中于服务生产。制造业就业也未因制造业回流而明显上升买球官方网，就业人数仅从2018年1月的1256万小幅上升至2023年8月的1300万。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人数的比重反而出现下降，从8.5%降至8.3%。主要是因为制造业回流规模相对有限，而美国缺乏制造业人才，即便是发生制造业回流也难以提升制造业就业水平。
从欧洲、日本的情况看，制造业回流迹象并不十分明显。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欧洲不仅没有出现制造业回流，反而部分本土企业正在迁出。日本制造业回流虽有进展，但并不以减少国外产能为代价。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近期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演讲时提到，2023年虽有半数日资企业打算扩大本土产能，但仍有50%的日本企业计划增加海外产能，只有极少数企业计划缩减海外产能。